新设立的乡镇以当地地理特征命名，直属县衙管理，主官佐贰任期五年，由吏部予以考察，到时视政绩决定升擢还是罢黜。
这项政策其实算是打破吏员因身份问题而无法升迁的一种延续，新的岗位都是朝廷流官身份，这让吏员们又多了一条晋升的渠道，从而更好的调动和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上进心。
这一点已经通过无数例子证明过了。
在持续数年的大规模异地搬迁安置过程中，各地涌现出许多能力突出、但之前碍于不是科举出身而只能做吏的人才，经当地主官举荐，吏部核验后，这些实干能力强的人才都转为了朝廷经制官员，极大的带动了大批与他们身份相同者的干事热情，效果也是非常良好的。
在乡镇一级政权设置完成后，与之相对应的是各村里长，这些人也将会获得一定的补贴，让他们更有归属感和责任感，明白自己是在为朝廷做事，增强他们的对大明的向心力。
里长与后世的村长不同，因为按照大明的制度，每一百一十户为一里，并设里长一名，而天下村落如此众多，人口稠密地区的一个村子就会有好几个里长，这样能够更好的预防村霸的产生。
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，必须建立相互制约机制，才能降低腐败的发生率，减轻对社会的危害性。
现在大明的里长基本都是由颇有资财和名望的乡绅担任，这些人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很弱，遇事首先考虑的是本族的利益，虽然从人性角度上说，这样做似乎无可厚非，但从民族大义的角度来讲，这种做法终是欠妥、
朱由检会授意内阁行文各地官府，今后在选任里长时，经过严格筛选和考察，增加退役官军担任此职的数量，以此来制衡乡绅大户。
退役官军入选里长的，必须是服役五年以上并且识字者，参加过剿贼平虏战役者优先。
军人的服从性和忠诚度一旦养成就很难改变，这类人担任里长相对来说会让朝廷放心不少。
在想清楚应该通过孙成一家的遭遇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后，朱由检下旨招阁臣入宫议事，顺便吩咐下去，让锦衣卫把他们一家三口搬迁到皇庄安置。
阁臣们入宫之后，孙传庭把内阁于短时间内议定的策略做了禀报，朱由检对此表示满意，并顺势抛出了自己的方案，由阁臣们议定具体细节并尽快在大明推行。
随后的几天里，朝堂上因为吴伟业这篇文章引发的议论声持续不断，这其中既有夸赞朱之瑜、吴伟业的，也有不少声音是针对他们俩和报社来的。
有说吴梅村妄言邀名的，有说他哗众取宠的，有说他故作独醒之态的，有说报社诸人公然给盛世抹黑的，有说此文针对今上及朝廷、误导舆论、报社职权似有太大之嫌的，而最后这一条，似乎是所有反对声音最终的目的所在。
几乎所有有心人都看得出来，皇明周报看似只是一份报纸，但它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正在慢慢凸显出来，报纸上登载的所有信息，很短时间便会被广泛传播开来，而大多数看报之人，几乎都会选择对报纸上信息的无条件信任，若是以此来对付政敌，那可是一件犀利无比的大杀器。
在这些反对声中，尤以督察院系统的御史言官们最多，他们认为，报社不应该有朝廷的行政职能，如果不加以限制，报社的权利会凌驾于某些有司之上，若是被有心人所利用，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。
在一片纷纷扰扰的争议声中，一封封要求限制报社权利、选派能臣干吏进驻报社的题本送入内阁，阁臣们阅罢不敢擅专，于是，这些题本被送入宫中以供御览，但宫中却没有任何动静传出。
听闻如此多对报社和个人的不利言论，报社编辑部成员以及两名当事人对此反应不一。
报社的工作人员中，有不少人害怕不已，担心因此会遭到打击报复，毕竟那些反对声音手中可都是握有实权的，尤其是那些御史言官，自己要是不小心被对方抓住错处，那可就前程尽毁了。
吴伟业则是激愤异常，扬言要在下一期报纸上发文，对这些反对者进行有力的驳斥；而朱之瑜则是一副坦然处之的做派，行举间与往常无异，在他的劝说和影响下，吴伟业也变得安静下来，而报社内略显慌乱的气氛也变得安稳起来。
过了两天，一件皇帝亲笔手书并用印的横匾被王承恩亲自送到了报社，在朱之瑜等人叩拜后，横匾被端端正正的挂在了报社公署大门正上方，消息一传开，所有反对声音戛然而止。
横匾上书写着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：天下良心。这四个字透露出来的信号足以平息一切反对声。
在从锦衣卫处获悉吴伟业已经把秀芝一家接到府上，并正在给孙成寻医问药后，朱由检毫不犹豫的写下了这块匾额。
这既是一种支持和肯定，也是一种鞭策和鼓励。朱由检相信，报社诸人都会理解和明白自己的用意：以良知和良心为弓、以客观和真实为箭，如此方可以立于不败之地，这要作为报社的宗旨一直传承下去。
要想维持舆论监督的公正，那报社就必须以独特的形式存在，既要有抵御外界压力的强大能力，又要秉持不会因为利益驱使而随意捏造事实的良知，中间的尺度的确是不好掌握，这柄双刃剑可是既能伤人又能伤己的。
就在这场不大的风波平息后不久，崇祯十八年十一月，葡萄牙政府以及西班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