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孟哥，这边的情况是这样的……”小杏仁权此芳像鹌鹑一样卑躬屈膝地，跟文化学历比她低了好多的前辈介绍了一番这里的情况。
那个听取介绍的，且称为光头孟哥吧，算是在场做节目的人里腕儿最大的了。
他已经做了四五年台里收视最高节目的主播（电视剧不算），最近两年很少出外场了，大多是在演播室里发表发表看法、和前方记者聊聊。少数时候则是把嘉宾请到演播室里，捧哏逗哏现场脱口秀。
今天也是刚好有空，加上权此芳实时回报的事件进展，让光头孟哥觉得这事儿有点趣，可以深挖，才亲自和助手赶过来，现场访谈。
多年的经验，让他还是颇有几分干货的。听了权此芳的简单介绍，孟哥立刻抓住了要点：
“这个事儿的关键，不是说服了一个亡命徒、减少了一起命案。那样专题就没做头了，只能当普通新闻播报。
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件，也说明了一个社会问题：那就是目前我们的警方、刑侦办案，更擅长和那些老油条打交道，要么就是那些临时初犯、但是做了坏事后马上后悔，很快容易被吓住震慑的嫌疑人。
但是，对于那些此前处境优渥体面，因为冲动而犯了重案、以现有体制很难再有改过自新机会、从而突然心态失控破罐子破摔轻生的人，我们警方劝服对方的能力太低下了。社会也不能让那些体面的偶尔犯大错、重案者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
要是能在这一点上做文章，甚至发掘出一个解决方案，哪怕只是把这个社会问题改良一点点，那都是功德无量的，绝对可以变成轰动全国的大专题，收视率比央视高都有可能。”
从权此芳到卫书记，电视台和警方的两帮人，听了这番话后，细细咀嚼思索，都觉得深以为然。
孟哥抓住了问题的关键。
权此芳喟然叹息：“确实，现在的惩前毖后体制，对于严惩已经没脸没皮的惯犯，以及对好人偶然犯小错，都是很有效的。但是偏偏对于那些‘体面、有财富地位的好人，偶然犯重罪’缺乏一套让人悔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。
对很多本性不坏、又在产业界/学术界做出成就的人来说，坐过牢就一身就此尽毁，自暴自弃还是很严重的。哪怕出狱后还能作为普通人衣食无忧，只怕也有相当一部分不愿意那样活下去。”
面对这种说法，师大法援中心这边的代表自然也有义务提醒对方、扫盲普法。
田海茉本人是学电子商务的，不是很懂法理学。便扯了扯闺蜜兼副主任的南筱袅衣袖，南筱袅心领神会，立刻纠正道：
“权记者，你这话也不能这么说。法律毕竟是有僵硬性的么。目前我国对于有过刑事犯罪记录的人的诸多限制，也是国情需要，毕竟保护了更多的人。”
权此芳不是很懂法，见专业人士都发话了，也就讪讪地笑了笑，算是认同。
不过挑起这个话题的孟哥却显然不是那么好说话地，他犀利地攻击道：“那这事儿就没有系统的解决方案么？法律如此，我们也可以总结一套更好的帮扶那些体面、偶然型重犯，让他们不要自暴自弃的法子……”
“孟主播，这事儿不是想的那么简单——能先关掉摄像机让领导说几句么？”警方那个谈判专家跳出来，先打了句圆场。
孟哥也不为已甚，头一撇，算是招呼摄影师先关机。
卫书记这才开口：“孟主播，说句难听的。《公务员法》、《律师法》，别的一堆人事类的法，之所以这么立，不给有过刑事犯罪记录的人任何悔过的机会。不问对方是蓄意犯罪，还是临时起意初犯、后来确实悔改了。
最重要的原因，说到底还是‘华夏还怕没有人么’？做官的事情，立言的事情，缺了谁转不了？国家人口这么多，体面工作就这么少，竞争这么激烈，不用给人悔过机会，也是给人民更多机会。当然，这番话出了这个门我是不认的。”
卫书记此言一出，所有人都沉默了。
谁都知道这确实是立法时为了稳定而作的秩序妥协。
用法理学的法言法语描述，这叫“秩序的法益位阶超过了自由的法益位阶”。
（注：稍微扫盲两句，法理学上一般认为，立法时的各种权衡，都是在‘自由’、‘公平’、‘秩序/效率’这三项法益之间做出的。为了优化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，需要在三者之间进行取舍。
大多数国家认为‘自由’或者‘公平’是最高价值，但是我国的法理学界一般认为‘秩序’是最高价值，至少我当年司考论述题要这么答才有分。因为在我国“稳定是压倒一切的”，而且国情是人口最多，法理学如果和国际接轨就太反动了。）
其实，国人之所以怕留下污点，甚至很多没犯过罪的人一旦犯事就直接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求死，和这不无关系。哪怕是药xx撞了人后宁可捅死再自己求死，只怕也有几分这种宁为玉碎的考虑（当然占的比例很小）。
不过，卫书记说这番话的本意，显然不是为了拆台。
他只是想要强调一下这事儿的难度，让电视台那帮只会站在高处叽叽歪歪的人好尊重一点一线的工作。
要是不强调难度，一会儿做出成绩来，在别人眼里只怕也不值钱了。卫书记人老成精，怎么可能连这点都想不到。
于是乎，等孟哥和权此芳，甚至师大法援中心那票人（除了